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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3章 下诏书开放言论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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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光华从徽宗语气里,已经听出了味道。所以他回道:“回皇上,光华觉得曾肇这份奏书说的非常好,也非常及时。当下开放言论、解封文字非常有必要,如果不开放言论、解封文字,就像曾肇奏书当中说的,皇上只能听一人或者几人之言,那样皇上您就会耳不聪目不明,朝廷就得不到准确信息,了解不到真实情况,摸不清社会脉搏,反而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假消息、假情况误导,皇上和朝廷作出的决策就会跟社会现实相脱节,甚至会做出错误的决定,导致国家陷入危机。所以,我非常赞成曾肇的意见”。

徽宗点点头,很严肃地说,“我对这个情况以前并不了解,对先帝朝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,我那时没想过能当皇帝,所以我从来都不关心朝廷的事。现在看来,这问题是挺严重,不过,我还真没想到,问题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。是谁在压制言论,在封禁文字书籍?”

杨光华说:“我对咱大宋朝,从太祖太宗朝,一直到哲宗朝,都做过研究,从哲宗朝到现在,是大宋开国以来言论封禁和书籍封杀最严重的时期,而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章惇”。

杨光华接着说:“从尧舜以来,凡是卓有成就的帝王,特别是那些开创了震古烁今的成就、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帝王,从尧舜到春秋时期的齐桓公、晋文公,再到汉武大帝、唐太宗,无不是开明帝王,他们倡行并鼓励开放言论、发展文化、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,这对于教化平民、听取民声、尤其是听取各级官员、士大夫、有识之士的意见建议,对于朝廷和皇上的启发借鉴,不容小觑,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。咱大宋从开国起,就定下了重视文人文化、推动文化教育的基本国策,可眼下这种封禁言论、封杀书籍、糟蹋文人的做法,是跟大宋的基本国策相背道而驰的,只看东坡老先生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天下人都知道皇上您学识丰富、文化功底深厚,并且胸襟开阔、目光高远,倘若您不能突破当前这种状况,我觉得,就会被世人、将来也会被历史认为是徒有虚名,名不副实啊。哎呀皇上,不好意思,我说着说着激动起来,说漏嘴了,您可不要见怪哦。”

徽宗说:“说的好,特别好呀,你不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么多,又怎么能受到启发?再说,这件事,如果不是曾肇的这封奏书,不是你这么一说,我怎么能明白当前的这种情况,我又怎么能了解这种现实呢?就像你说的,我就是要做一个开明的君主,我要有作为,就得要开放言论,放开封禁,不允许那种封杀言论、封禁书籍、残害文人的行为发生。说干就干,做大事不能拖拖拉拉婆婆妈妈的,马上把曾肇叫来”。

守在门外的杨戬一听,没等杨光华吩咐,就兔子一样跑去喊来了曾肇。

皇上把刚才跟杨光华说过的观点,对曾肇重复了一遍,曾肇就非常明白了。第二天早朝一下,徽宗刚回到垂拱殿,曾肇就把起草的开放言论、解除书籍封禁的诏书草稿就交到了杨光华手上。杨光华看过以后没做任何修改,直接就呈给了皇上。在杨光华看来,曾肇写的东西,原本就是他的楷模,他从曾肇的身上和曾肇的文章里,学到了很多东西,而这篇诏书草稿,无论内容,还是文采,甚至包括语气,都写得内涵丰富、气势恢宏,都值得他好好学习效仿。

敕书草稿写道:“朕自入继大统,任大责重,不知如何治理天下。四海之大,问题之多,非朕一人所能遍察,端赖士庶臣民多进忠言,以匡不逮。举凡朕躬的阙失,政令是否妥当,风俗是否淳朴,朝廷恩泽能否普及民间,黎庶的疾苦是否有人关心,均在建言之列。在京言事者,所属部门长官;外地言事者,送给州军转呈。”

徽宗看过之后,沉思了半天,对杨光华说:“写得真好,文字极朴实,意思是说到位了,也说出了朕的心里话。只是,对解除书籍封禁,只字没提呀。”

这个问题,杨光华也看出来了,但他并没有提出意见,因为他觉得不提反而更好,曾肇的意图是对的。只是,不知自己跟曾肇的想法是否一致呢?于是就提议:“皇上,我觉得不直接提开放言论、解除封禁,反而更好。要不,把曾肇叫来,您直接听听他的想法?”

徽宗点头同意,杨戬就又去把曾肇带到了垂拱殿。曾肇往皇上近前移动了两步,解释道:“皇上,我是这样考虑的:一,只要皇上公开征集言论,号召天下有识之士皆可进言,这就等于是明确宣布开放言论、解除封禁了,不必说得太过直接;二,封禁言论、封杀书籍的政策和执行措施都是章相领导制定,并一直坚持实施的,如果直接宣布开放言论、解除封禁,既对章相不利,也对朝廷的各级官员的团结不利,当下应该是团结一致向前看,不应因一人一事影响团结影响士气,进而影响了国运和发展呀。这是我的看法,皇上若一定要改,那我按皇上的要求回去改。”

曾肇一席话,跟杨光华想的完全一致。杨光华深知,凭徽宗的文化素养和政治修养,他是看不到这样的高度的。至于能不能理解曾肇的良苦用心,就看他的思想认识水平了。

徽宗听罢,一言不发。从座椅里转出来,又两手对搓着,望着殿顶,脚下缓缓地挪动着,突然,徽宗停住了脚步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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