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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百九十五章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(两更合一更)(1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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熙宁十年三月。

王安石以子王雱病为由,再度提出辞相。

官家照例不准,并给王安石假,同意他在家抚视,

但王安石不再同意,五度上疏,最后命下罢其宰相之位,为镇南军节度使,判江宁府。

旨下之时,王安石正寓居在定力院内。

第一次罢相时,他也是住在此际,如今仍住在此院中,看着满园春光明媚作诗一首。

江上悠悠不见人,十年尘垢梦中身。

殷勤为解丁香结,放出枝间自在春。

此诗是仿陆龟蒙所作。

他又居定力寺想起前诗来,此刻他便坐在丁香树下看着章越送来的书信。

此信也算是章越对当初王安石在府上,隐隐以朝政托之的一等回复。

对章越而言,朝政不是最要紧的,在朝政之上更要紧的是【国是】。

这是章越一入京后吩咐陈瓘所为之事,二人就此增删七次,常常讨论半日。直到今日章越给王安石书信一封。

说是书信一封其实也是进卷。

犹如章越孑然一身至京城时,将文章投遍公卿,两制大臣求得赏识引荐一般。当时章越三度投文王安石,还曾亲自登门求其青睐。

时过境迁,章越再书王安石,宛如当时投文心境一般。

在信中自述彷徨如学生请教师,王安石见此微微叹息,章越这么多年了,依旧还是那么恭谦谨慎,有醇醇之风也。

章越这一封书信的题目便是‘孟子亦言利’。

王安石看章越的题目时候笑了。

众所周知王安石是最推崇孟子的人,时人讽刺王安石的观点与孟子如出一辙,只是区别在一个整天言利,一个从不言利。

故而王安石看到章越‘孟子言利’不由会心一笑。

义利之辨是儒者第一事。

义利之辨就是出自孟子,《孟子》的一章。

孟子见梁惠王。

王问,老头,你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

孟子答说,王何必言利,亦有仁义而已。

这就是孟子头一章头一句,读过孟子书的人都知道。

章越言,五经之首《易经》,言利有一百八十四处,言不利的有二十八处。

易经所言的元亨利贞,及利或不利。

被奉为五经第一经,华夏各家流派之祖的易经教的就是你如何【利用安身】之道。

易经研究的就是如何‘趋吉避凶’,如何‘大吉大利’,这个思想可谓融入每位华夏子民的血脉之中,为三教九流所共奉。

如果说孟子否定了‘利’,也就是否定了五经之首的《易经》。

何为利?何为义?

孟子言墨子所云的‘义’,乃摩顶放踵以利天下,就是头磨破了脚擦伤了,也要为利于天下之事。

杨子所云的‘利’,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之,你要我拔下一根毛利于天下,我也不干。

墨子之‘义’,乃‘无私’,如果人人都不利己,心里头完全没有自己才能利天下。

扬子的‘利’,乃‘自私’,如果人人都利己完全不利他,才能利天下。

孟子批评墨子扬子都不是‘中用’之道,而是执一之道。执一之道是贼也,举一而废百。

孟子所云的‘义’和墨子所云的‘义’不同。

孟子之‘义’乃‘中用’之道,兼顾利己利他。但中用之道不是折中和调和,如何中用?必由【诚】出发,那就是‘仁义’。

什么是‘仁义’?

仁义就是‘大利’,‘远利’,而梁惠王有何‘利’吾国的所言的‘利’是‘短利’,‘近利’。

短‘利’,近‘利’人人都会,地上有一百块,你不用教谁都懂得捡起来。

但因为捡这一百块,若被东家或让失主看到了,那么利则为害。或者二者都没有,从此滋生了不劳而获,守株待兔的思想,这都是害。

人之所以染上赌瘾,都是从一开始赌博赢钱开始的。

所以孟子的‘仁义’是劝梁惠王舍‘近利’逐‘远利’,只有‘仁义’才是‘远利’,不要舍大取小。

这才是孟子符合易经‘趋利避害’的地方。

通过利他来达到利己,这是儒家的‘义’,而后世的朱熹看别人不明白,于是急了赶紧悄悄声补了一句‘不求利无不自利’。

如果说孔子定义了什么是‘仁’,那么孟子定义了什么是‘义’。

墨子牺牲自己,奉献他人的‘义’,非常地崇高非常的伟大,但大部分人做不到。而孟子的‘义’,才是兼顾‘利义’的中用之道。

易经的‘趋利避害’之道就是‘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’

只是后世儒者将‘义’和‘利’片面地对立起来。

因此章越给王安石上书孟子也讲‘利’。

王安石看章越之书心底大大认同,司马光抨击自己‘头会箕敛’,违反了‘孟子之志’。

王安石反击道:“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,不为生事;为天下理财,不为征利。”

后来王安石又与曾公亮说‘孟子所言利者,为利吾国。如曲防遏汆,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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