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章 “安南战争”(上)(1 / 2)
大唐与南诏的恩怨并非空穴来风。
当两国友好时,南诏每年都派留学生到大唐学习进修,唐王朝就近选址,将留学生们安置在成都,以便统一管理。
为了彰显我天朝大国之繁荣富庶,为了让化外番邦感受到我皇恩浩荡,留学生享受着高标准的生活待遇和高质量的师资力量,并且一切费用全免,大唐愿意为此买单。
南诏如沐春风,对大唐无比崇拜,于是年年进贡、岁岁来朝,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永为唐臣!
醒醒。
这只是大唐给自己导演的一出好戏,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,赔本赚吆喝的买卖。
接纳留学生,除了炫耀之外,更主要的目的是文化输出。让蛮夷的下一代意识到自己在文化上的落后和贫瘠,意识到中原文明的强大和发达,巨大的反差足以让年轻的一代怀疑人生,从而对中原文明心生向往,倾心汉化,成为“唐粉”、“精唐”分子。
然而大唐的“和平演变”却收效甚微。这些留学生显然是经过蛮夷精心挑选、培训合格的“蛮忠”分子。他们学成之后,无一例外都选择回国建设自己的家乡,为南诏的崛起添砖添瓦贡献一份力量。
一批留学生毕业了,新的一批留学生又来了,如此往复循环,长达五十余年。大唐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宝贵的教育资源,却没有换来羊羔跪乳、乌鸦反哺。
南诏的称臣纳贡呢?年年进贡、岁岁来朝的景象当然是存在的。然而这更是一件赔本赚吆喝的买卖。
南诏贡使带着点儿不值钱的当地土特产,送到长安表忠心。千里送鹅毛,礼轻情意重。我天朝大国地大物博,金玉珠帛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,当然要秉承厚往薄来的精神,翻着倍的给回礼。
回礼还有另一项原则:雨露均沾。凡是前来进贡的使节,无论是领队还是随从人员,每人一份。
进贡的使团往往规模宏大,少则几十人,多则上百人……给大唐进贡,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投资渠道,一本万利、包赚不赔。
周边番邦蛮夷、各色人种,全都争先恐后地挤到长安,玩了命儿的磕头喊万岁表忠心。
长安城内一片盛世,大唐天子沉醉在万国来朝的景象中,久久不能自拔。
时任西川节度使杜悰,就剖开了这层面纱,为唐宣宗陈说利害。最后,唐宣宗下令,大幅削减南诏留学生名额和经费补贴;限制南诏进贡的次数和人数。
南诏国主劝丰祐大怒,写信大骂唐王朝,并撤回留学生、停止朝贡。同时,开始在边境上制造矛盾冲突,侵扰大唐边境。
两国裂隙开始凸显。
公元859年,唐大中十三年,南诏天启二十年。唐宣宗驾崩,巧了,南诏国主劝丰祐也薨了。
同年,26岁的唐懿宗和16岁的世隆纷纷走上了最高领导人的岗位。
依照惯例,大唐派出告哀使者,向南诏送达宣宗皇帝驾崩的噩耗。而这一事件就成了南诏与大唐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。
新继任的南诏国主世隆列举了两条大唐无礼的罪状:
一,你爸爸死了,我爸爸也死了啊!让我们去吊祭,你们怎么不给我吊唁?
二,你们这封诏书是下给先王的,不是给我的。瞧,抬头写的是“亲爱的劝丰祐”,不是“亲爱的世隆”。对不起,这个包裹我不敢代收,拒签。你们找本人签收吧。
按照惯例,南诏国主去世后,作为宗主国,大唐都会派高级官员充当吊祭使,而且长安方面还会辍朝三日,以示哀悼。
不过世隆的这个借口找的实在勉强。南诏没有告哀,大唐根本就不知道劝丰祐已死,怎会吊祭?也就更不可能给新国王册命了。
也许南诏派出了告哀使者,两位先王死得太巧,路途遥远沟通不畅,存在时间差。
总之,世隆顺水推舟,利用了这个时间差造成的误会。既然没有得到上国的册命,那正好自绝于中国。于是,世隆改国号为“大礼国”,改元“建极”,自称“皇帝”,拒绝承认与大唐的宗藩关系。
同时,南诏出兵攻陷播州。边境冲突升级,大唐南部边陲形势急剧恶化。
这就是唐懿宗新登基时面临的“外患”。
不久之后,浙东裘甫之乱平息,安南都护府也奏报收复播州。群臣入朝称贺,唐懿宗改元大赦,如前文所述。
唐懿宗显然低估了这次边境冲突的性质,更低估了这个16岁南诏少年国主的野心。
大唐对南部边陲的控制力是存在严重漏洞的。
这里天高皇帝远,其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封疆大吏们的个人能力。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王式的韬略和品行。
比如邕管经略使段文楚,就通过吃空饷,一举吃掉了广州、桂州、容州三道的驻邕防戍兵。使得南诏轻松攻下邕州。
之前,大唐在安南有六千常驻军。而前任安南都护李琢,将其全部遣散,把防戍工作外包给了一个当地酋长李由独,为朝廷省下了六千驻军的军费,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。
南诏则通过联姻和封官许愿,成功策反了李由独,于是李由独率部倒戈。
李琢任上还公然违反中央“羁縻怀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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