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8章 应顺不顺(1 / 2)
【应顺不顺】
李从厚登基后,回鹘可汗遣使贡方物,更振奋人心的是,“契丹遣使朝贡”,被史官们骄傲地记录在史册上。
然而打脸的是,在《辽史》中亦有相关记载,“唐遣使来告哀,即日遣使祭吊。”
中原史官努力营造万国来朝的美好盛世,常把正常的外交活动记录为“某某国遣使进贡”,以彰显我天朝大国之威。
在李从厚登基过程中立有功劳的,自然有相应的封赏,如康义诚、朱弘昭、冯赟、孟汉琼等,除此之外,作为安抚、统战,也对境内强藩一一封赏,如石敬瑭、李从珂等;另外也要对诸特别行政区首脑进行封赏,如荆南高从诲封南平王、潭州马希范封楚王、两浙钱元瓘封吴越王、蜀王孟知祥加检校太师。
制书下到成都,孟知祥踌躇满志,得意地对左右人说道:“李从厚年纪轻轻,根基尚浅,而掌握实权的也都是政治暴发户,同样没什么根基。真正的强势人物岂会久居人下?哈哈,等着瞧,中原早晚必乱!”于是拒绝接受李从厚的封赏。
拒绝了李从厚的封赏之后,孟知祥于当月建立宣布脱离后唐中央,独立建国,成立“后蜀”。孟知祥成立后蜀的故事,后文详述。
孟知祥是个精明的政治家,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从厚朝廷的畸形的政治形态,准确预言了一场大乱。
“火箭派”的打击手段呈现出狡猾老练地多样化,比如针对“从龙派”,就是恩威并施,除了排挤打压,还有拔擢,具体的操作就是有实权的要打压,反之则要提拔为政治花瓶。
比如谏议大夫唐汭,是个典型的书呆子,迂腐而耿直,脑子一根筋,所以才担任谏议大夫这个职位,唐汭与宋令询一样,一直都是李从厚的幕僚,跟随李从厚历任三镇。“火箭派”就提拔唐汭为枢密院直学士,成为天子近臣,负责为皇上翻译臣子的奏章,与冯道、赵凤之前的工作一样。
同时,把“火箭派”的党羽陈乂也安排为枢密院直学士,秘密监视唐汭。
唐汭情商低,不懂圆滑处世,做事有棱有角,这种人容易对付,容易被罗织罪名,把他安排在李从厚身边,既可以安抚李从厚的情绪,又可以利用为间谍,一举多得。
短短两个月之内,“火箭派”的动作顺风顺水,公开或潜在的政敌被他们一一排除,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拢和巩固。相比于这些软柿子,真正的挑战是石敬瑭、李从珂等“实力派”。
也许是前期虐菜带来的迷之自信,“火箭派”在面对“实力派”劲旅时,显得尤为轻松惬意,在战略上藐视敌人,在战术更藐视敌人。
首先,是战略层面的严重失误。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真正的“敌人”是谁。表面上看,是李从珂、石敬瑭等鲜活的个体,实际上则是轰轰烈烈的“削藩”运动。
换句话说,他们的敌人是抽象的制度,而不是具象的个体。这也是导致李从厚悲惨结局的真正原因,他在用极其微弱的力量试图挑战二百年顽疾。
其次,在战术层面,他们没有养精蓄锐,跳过猥琐发育的阶段,直接开团。
最后,还是战术层面,在面对多个敌人时,他们没有选择逐个击破,而是选择无差别群嘲,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。
“火箭派”打压“从龙派”,惹得李从厚很不高兴,而打击“后宫派”、“秦王派”等则会收获李从厚的好感和支持,特别是对“实力派”的削藩行动。
有皇帝的撑腰,这也是促使“火箭派”能够迅速开团的重要原因。
皇帝支持朝官削藩,像不像唐昭宗的手笔?李从厚没能从唐昭宗身上汲取教训。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,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。
自李嗣源病重以来,李从珂多次派妻子进宫伺候,打探宫中消息,李嗣源驾崩后,李从珂声称患病而不来京师奔丧,很明显,这是李从珂对中央不信任,不敢贸然前往这块儿是非之地。而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在禁军序列,身居控鹤军总司令,握有兵权,且在“李从荣谋反案”中立有大功。
于是,“火箭派”就拿李重吉当突破口。首先将李重吉外放为亳州团练使,排挤出中央朝廷,剥夺其禁军兵权;李从珂的一个女儿李幼澄剃发出家(惠明大师),在洛阳当尼姑,“火箭派”把她请进宫里,软禁起来,扣为人质。
儿子有功不赏、反被外放,已经出家的女儿被扣为人质……李从珂明白了,他即将被套路,下一步,要么是移镇,要么是宣召入宫。
就在“火箭派”和李从厚要按照套路往下进行的时候,一天之内连续遭遇两件异象:
先是李从厚在经过兴教门的时候,突然有一只老鹰从天而坠,黑鹰坠落,死在李从厚面前;随后刮起狂风,阴云密布,白天犹如黑夜。
李从厚是公元933年12月登基,当年并未更改年号,仍沿用了“长兴四年”,春节后,正月初七才改元大赦,改“长兴五年”为“应顺元年”(934),这个年号起的非常实在,应顺,应该很顺。
所以,黑鹰坠落、“大风晦暝”都无所谓,削藩应该会很顺利的。
应顺元年(934)2月9日,后唐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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