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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94章 佐命二臣之王殷2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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挣钱嘛,不寒碜。

贪财嘛,这是郭威可以容忍的范畴。

与王峻的久居中央不同,王殷一直呆在魏州,与中央的交集很少,除了贪财重敛之外,倒也挑不出肉刺。

等郭威平定兖州,班师的时候,王殷迎谒于路,郭威赐宴,昔日的革命老战友、今日的君臣,二人把酒言欢,谈笑风生,尽欢而散。

罢黜王峻后,郭威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王殷,生怕他误会,于是把王殷留在京师当人质的儿子送到魏州,向他解释宽慰。

王殷内心忐忑不安,于是三次上疏请求赴京朝觐,理由是给郭威过生日(7月28日)。

郭威起初答应了王殷的请求,但很快就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王殷对他的试探,于是赶紧派使节劝阻。

果如郭威所料,王殷在得到阻止的诏书后,也就顺势答应下来,不再来汴州。

君臣二人也从此产生嫌隙,而把二人关系推向破裂的,是另一位佐命功臣——何福进。

在佐命功臣中,何福进算是一股清流。他在后唐李存勖时期就投身军伍,以勇武著称,被选入禁军,成为一名低级军官。“兴教门之变”时,何福进与符彦卿等大将是为数不多的,拼死抵抗乱军、保护李存勖的勇士。

明宗李嗣源听说了他的事迹后,称赞他是忠臣,予以提拔,挂职磁州刺史;李从珂时期,率禁军从讨魏州范延光,因功升为防御使;

后晋被灭时,何福进也被迫随契丹北上,走到镇州的时候,听说了辽太宗耶律德光暴毙的消息,于是与李筠(李荣)、白再荣等发动了“钟声起义”,以佛钟为号,最终控制了镇州。当时,起义的主要谋划者、组织者、实施者都是何福进,但白再荣的职位远高于他,于是未经严格调查的刘知远就任命白再荣为镇州节度使,直到一年后,刘知远才了解到了“钟声起义”的真相,这才提拔何福进为曹州防御使。

郭威奉命巡边时,何福进随军出征,成为郭威的部下。郭威南下争鼎时,仅仅在刘子坡与慕容彦超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激烈冲突,对阵慕容彦超并将其击溃的,就是何福进、李筠、王彦超等将领。

郭威称帝后,何福进以佐命之功升许州忠武军节度使,后移镇镇州成德军节度使。

何福进对镇州有着特殊的感情,在任上兢兢业业,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,一面抓生产,一面抓国防,为后周把守着北大门。契丹非常忌惮何福进,以至于他们南下剽掠的时候,基本都是绕着镇州走,要么在镇州北面的定州一带,要么绕到魏州、贝州一带。

镇州百姓非常爱戴这位人民好领导、百姓父母官,联名上疏,请求给何大人建立德政碑。

作为魏州王殷的邻居,耿直忠正的何福进非常看不惯王殷的所作所为,暗中搜集整理了王殷违法乱纪的各种罪证。

这年(953)10月,郭威决定于来年春节“有事于南郊”。按照唐朝以来的惯例,郊天的仪式都是在洛阳,后梁的朱温开启了在汴州郊天的先河。郭威有些犯难,于是请宰相等讨论汴州郊天是否妥当。

实际上对汴州郊天的讨论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辩论。洛阳代表着大唐,道统之所在;汴州代表着朱温,代表着篡逆,法统保守争议。

宰相们迎合郭威的心意,说天子在哪儿,神灵就在哪儿,跟洛阳不洛阳的没关系!于是郭威下令在汴州的南郊兴筑神坛,派宰相冯道前往洛阳,迎请皇家祖庙的牌位和社稷神的牌位。

如此大张旗鼓地“有事于南郊”,还有另一个目的:诱骗王殷到京师。“有事于南郊”的意义跟皇上的登基大典相差无几,一般来说,天下藩镇诸侯都要亲临现场,参与盛会。

在何福进呈献的王殷罪状中,郭威更关心的是他的“不臣”,而不是“不法”。即便没有“不臣”,也要关切是否有“不臣”的苗头或潜力。

比如,在黄河以北,军事调动或财政度支等,郭威必须使用正式的诏书才能生效,而王殷只需一句话。乍一看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,似乎王殷只是在河北地区拥有了与皇帝一样的权力,其实不然。

因为诏书的颁布是对皇权的一种严格限制,皇上的真实意图在变成诏书的过程中,会打一定的折扣。一般来说,皇上想发布某个命令,要口述给翰林学士,然后由翰林院起草诏书,在这个过程中,翰林学士会对皇上的意图进行论证,如果他们认为有不妥之处,就会进行抗辩、修改,甚至拒绝起草。

比如李存勖当初想把后蜀君臣斩草除根,下诏杀王宗衍一行人。结果“一行”就被宦官私自改成了“一家”。

也就是说,如今在黄河以北,王殷不受任何约束,一言九鼎,而郭威则会受到层层限制。王殷在权威远远大于郭威。

这足以令郭威感到不安,但仅凭这一条,也不足以证明王殷心怀不轨,更不能成为诛杀王殷的理由。

所以郭威只是把王殷扣留在了汴州,任命他为京师内外巡检,留校察看。

如果此时的王殷能够明白急流勇退、明哲保身的道理,交出权力,还可以保住后半生的荣华富贵。但王殷在觉察到来自郭威的杀气后,不仅没有认怂装乖,反而要与命运抗争一下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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